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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地方志大事记之管见

发布时间:2019-05-22 14:13:00 您是第 0 位浏览者

摘要:现代地方志的大事记属一志之经,是旧志所没有的新创举。本文结合编纂 《漳州市志·大事记》 的实践和感悟,着重论述大事记的指导思想、体裁、大事的入志标准和考证工作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并对编纂要点做了阐释,望能为续志大事记的编纂提供一些新鲜经验和方法。

关键词:编纂;大事记;方志

志书对大事的记述, 古已有之, 但对一个地方从古至今或某个确定的年段的大事进行综合记述,专门集成一卷(编),却是现代志书的新创举。编纂大事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读者用最短的时间,大致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和地情,并起到 “资政、 存史、 教化” 和警世的作用。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 《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对《大事记》 只作原则性规定:“选录人事得当, 重要事项不漏,时间、地点、人物 (单位)、 结果等要素齐备”。市志大事记一般以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在取材上, 从市属各县 (区) 和市直各个部门征集、 慎选大事资料;在记述上寓褒贬于记事之中, 不做评论, 同时,要注意处理好大事记与各个专志的交叉重复关系。大事记的具体编纂方法各地都在探索,并未有统一的定论。 本文结合编纂《漳州市志·大事记》的实践,谈谈编纂地方志大事记应当遵循的一些基本方法。

一、大事记的指导思想

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记述一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中的大事、 新事、 要事、 特事, 坚持思想性、 客观性、 真实性和系统性的统一。 要抓住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编撰, 形成一条主线, 如实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 例如,1978年之后, 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可喜变化, 就是一条主线。 同时, 也要真实反映支线,譬如环境污染等问题。“瑕瑜不掩”,则 “公论自现”。

地方志大事记是流传后代的信史,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是最起码的史德。为此,应摒除“为尊者讳、 为贤者讳” 的旧陋规,对历史上客观事物的记述, 应采取不溢美、不回避、不护短、不诋毁的公正立场, 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地方志大事记可选的资料来源十分广泛,其中有不少旧资料带有作者的好恶倾向、阶级倾向、唯心史观或历史局限性,要注意甄别,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譬如史圣司马迁在 《史记》  中是这样记述刘邦身世的:

“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刘媪尝息大泽之陂, 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 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这里面有皇权神授的味道,但也可看出太公不是刘邦的生身父亲,也就是说刘邦是个私生子,太史公却笔下生辉。 东南沿海一些地方旧志在记述明清之交的历史时,常有 “海盗”“盗贼”之类的记载,其中多半是指民族英雄郑成功领导的抗清武装,旧志中 “败者为寇”的印记比比皆是,以致含混不清。所以,现代志书的大事记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统帅大事记编纂, 恪守实事求是原则,避免重蹈旧志的错误。

对自然灾害的记载, 则可延续古志书的传统做法, 重点记灾害及损失的客观情况, 供后代研究参考(有些自然灾害现象是有时间规律的,如地震大多发生在农历初一或十五左右),政府如何领导抗灾自救, 则留给专志记述。历代政府对自然灾害都不会袖手旁观,我国古代的 “大禹治水, 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当时是部落首领, 尚有这等精神,其后代的哪个官员若有超过这种境界的,当然可以记, 否则,录进大事记, 应该感到汗颜。在自然灾害面前,对那些玩忽职守、见死不救、欺上瞒下的恶例, 倒应当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警后人。

“以史为鉴、 可知兴替”。编纂地方大事记, 既要考虑到大事记在 “ 资政”方面的作用, 更要充分注意到 “ 存史、教化” 方面的功能; 既要记载好的方面,对阴暗面也要有所反映,使之成为 “ 善可为法, 恶可为戒”(司马光语)的历史之镜, 成为地方上不可或缺的信史。

二、规范大事记的体裁

地方志大事记一般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详今略古。但地方志大事记的记述方法与一事一条的编年体记述方法又有所不同,一般的初次编写者往往混淆了这两者的区别。 地方志大事记在记述上要求精当、洗练,既准确具体,又言简意赅、词约义丰,起到 “存史、资政、教化” 的作用,而编年体大事记的记述通常十分简略和概括。例如:

“1949年9月19日漳州解放”。 这作为编年体大事记来记是完全可以的, 但作为地方志的大事记就不确切了,漳州包括了当时的10个县,解放的方式各有不同,时间上有先有后,跨度先后近一年。 从地方志的角度,须做综合的记 述, 方可作为世人引用的权威依据。首轮 《漳州市志·大事记》 是这样记述的:“1949 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在闽粤赣边纵队第八支队的配合下,于17日占领平和、南靖;19日凌晨2时袭取长泰,6时占领漳州市区;20日攻克石码;21日进占海澄;23日漳浦和平解放;25日云霄达成和平解放协议;11月18日,华安和平解放; 12月12日,攻占诏安;1950年5月12日占领东山。至此,漳州全境从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获得解放。” 从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史体和志体在记述上的不同。

编年体大事记和大事年表,古称编年,或称纪年,它是史学中常用的一种体裁,最早可追溯到周代,当时各诸侯国都有这类的编年史。单独采用编年体的弊端在于有些大的历史事件的时间跨度较长, 采用这种方式,易使历史事件支离破碎。有鉴于此, 地方志大事记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体之外,在涉及大的历史事件上一般应采用记事本末体,以求历史事件完整清晰,使读者一目然。

同时,必须注意记述的精当、 洗练,否则将与志书正文产生大量重复。 第二轮的《漳州市志·大事记》在记述漳州参与的 “9·8”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漳州花博会等重大事件时均采用记事本末体, 大幅减少与志书正文的重复。

新编志书在大事记的编排上要有所创新,以增加所载事项的可读性。续志的时间跨度一般是二十年左右,不应当再像首轮修志那样简单地编成流水账, 使重大事件淹没在其中,让人看了就觉得乏味。要把每个年度特别重大的事件提炼出来,用条目或黑体字标出,使之醒目并配以相应照片,其他的年度大事记则以《要事录》记之。2005 年10 月出版的 《漳州地改市二十年发展纪事》就是采取这种编排方法, 重点突出,图文并茂,视觉效果显著,是地方志大事记中的优秀之作。以《大事记》单独出书的,大多采用这种编纂方法。

三、合理制定大事的入志标准

大事的入志标准,古代志书就已经很讲究。 譬如:“开漳圣王”陈元光在大唐的国志《新唐书》 和 《旧唐书》中都找不到,就因为陈元光当时只是个中郎将、 漳州刺史,不够入志资格。省、市志同样也有入志标准。入志标准如果定得太低,篇幅势必成倍加大,遗漏的也多,可读性、权威性下降;标准若定得太高,则不能全面反映大事、新事、要事、 特事,资料性作用下降。因此,合理制定大事的入志标准,把握好入志之 “度”,是编纂大事记的重要一环。

例如:首轮 《漳州市志·大事记》 的入志标准收录了从秦代到1990年在漳州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对外关系、宗教、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影响达到或超过漳州地区这一级的大事、新事、要事、特事,县级以下的,如果没有含较突出的新事、要事、特事,则一律不记。 由中央和省或外地向漳州辐射的事,如果在漳州没有独特的表现一般不记, 即通典不记。譬如全国性的法律、法规、政策在漳州颁布实施等。 但在漳州若有独特表现的,一般都属大事、新事、 要事,须记之。又如: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所部于1864至1865年在漳州的活动始末;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漳州领导的抗元斗争;毛泽东、林彪在1932年4月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等大事都以记事本末体记述。对人物的记载,则以其独特的历史影响力或官方职级,按统一的标准记之,同时,要避免和《人物志》 发生史实冲突。

大事记是 “一志之经”, 各专志是 “一志之纬”,所以,人物在大事记中的记述要从略、精当, 点到为止,详的部分留给 《人物志》去表现。有的大事记连篇累牍地记载各级首长的视察、考察、剪彩,甚至连旅游都写进去了,让人忍俊不禁;市级大事记收录首长的视察活动,职级至少应达省部级以上; 最好还要注意综合平衡和 “存史” 价值,做到宁缺毋滥, 确保大事记的质量和分量。

四、注重大事的考证

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应用高科技考古、考证, 是前人所无法比拟的,先进手段的方法应用为社会主义新方志注入了新鲜血液。对古人记载的资料,不可盲从,要注意分析其历史背景。有些历史疑点,不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孤证不取。

首轮《漳州市志·大事记》就吸取了最新的考古科研成果,将漳属东山县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载入史册,使《漳州市志·大事记》追溯到三万五千年前,反映了漳州与台湾在地质、人文和史前的渊源关系。这种方法就是典型的物证,即用实物资料验证历史。此外,还有三种考证方法:一是书证,用不同的文献资料进行参照佐证,去伪存真;二是人证,以口头资料来补充和验证文献资料;三是理证,靠编者的渊博知识进行推理判断。其中较常用的是科学的逻辑推理。

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中,要用批判和分析的眼光来甄别古志书记载上的谬误。例如:康熙年间的 《漳州府志》称“陈政领玉钤卫翊府左郎将衔。” 这句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武则天时代的光宅元年始改十六卫的名称,左右领军卫改为玉钤卫。陈政所处的唐高宗时代不可能有玉钤卫之名。又如:理学家朱熹在绍熙九年(1190年)任漳州的知州,而不是 “知府”。旧志在此类记载上的误笔甚多,要避免以讹传讹。 有的记载则有夸大之嫌,譬如:康熙年间的 《漳州府志》和《龙溪县志》均记载清顺治九年(1652年)三月至九月,郑成功率部围攻漳州城,城中 “斗米值五十金”,因饥饿及疫病 “死者七十余万人”。 因死亡数字太大,颇招异议,当时的漳州府城人口似乎没那么多。另据南明政权的《刑科右给事中张玉治残题本》中的 “止因大兵迟进三日致攫人而食, 饿死男女数余万”;《先王实录》 则载 “时粮米益尽,百姓饿死过半”。而《台湾外记》、《闽海纪要》和《海上见闻录》则认为 “城中因饥饿枕藉而死者七十余万”;与《漳州府志》 的说法相同。 此事的记载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鉴于此,《漳州市志·大事记》综合以上说法,采用 “饿死男女数余万” 记之,但保留旧志另说。总之,通过编者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考证,务使《漳州市志·大事记》的质量得到可靠保证。地方志大事记能否经得起时间检验,考证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它也是志书存真求实的一项基本功。

新一轮的志书质量要求更高。大事记作为续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吸取前志编纂的经验,总结并探索出更科学的编纂方法,使续修的大事记更好地起到资治当代、垂鉴后世的作用。

(责任编辑:胡志明)

(原文请至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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